不可遗忘第二季

　　蒋维　　杨志玖（1915-2002）　　我第一次见到了杨志玖老师。1982年在上海警备区的招待所召开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主编会议。除了刚刚去世的主编郑天挺之外，大部分的高层都出席了会议。杨志玖先生是《大辞典》的副主编兼《隋唐五代史》卷的总编，并宣布将努力编纂分卷。那时，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史地编辑室工作，分管了《大辞　　蒋维　　杨志玖（1915-2002）　　我第一次见到了杨志玖老师。1982年在上海警备区的招待所召开的《中国历史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的主编会议。除了刚刚去世的主编郑天挺之外，大部分的高层都出席了会议。杨志玖先生是《大辞典》的副主编兼《隋唐五代史》卷的总编，并宣布将努力编纂分卷。那时，我在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史地编辑室工作，分管了《大辞典》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自然地和杨先生取得了联系。　　《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主编是杨志玖和吴枫两人。杨志玖生于1915年山东淄博周村一个贫穷的回族家庭，从小就喜欢读书。1934年，在济南参加全省高中生毕业会考试，取得第三名的成绩，获得奖学金，北上北京大学学历史学部，毕业后成为姚从吾老师的研究生。1946年，进入南开大学执教。1951年，36岁的时候，以教育和科学研究的优异成绩荣任南开大学的教授。1984年，国务院授予隋唐史和蒙元史博士生指导资格。能够同时指导两个不同方向的博士生在国内是很少见的。　　1984年4月，杨先生打算暂时去上海读《隋唐五代史》的原稿。天津和上海两地相距千公里，当时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全程要二十二小时。必须在火车上住宿。杨先生虽然已经是古稀的年纪了，但是很健康，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有绅士风度，肃然起敬。坐着来接我的车去居住地的时候，他客气地对我说。“你还是《中文大辞典》的副总编。我一听，又犯了一个有趣的误会。我是蒋名维我们的蒋先生，世居武进常州，常州蒋先生还有一个年长的元宿，蒋维“汉大”也将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杨先生视野开阔，心地细腻，甚至发现工具书的出版动态，我急忙向他讲述缘起，以免鱼眼混珠而掠过美丽，他笑着止住了。　　但是，杨先生这次来上海，想多读一部分原稿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他原本想走出南开大学的“包围城”，但在上海埋头于《大辞典》的原稿审查，上海的住宅紧张，无法入住辞典社附近的酒店，无法利用公司内的图书资源。辞书出版社的图书馆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留下的古老基础，是百科辞典定稿所准备的资料库，当然是多年的积累。现在居住地很远，鞭子够不到，所以不能充分利用，真的没有办法。《隋唐五代史》是《大辞典》断代史上最大的一卷，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字，第七千多个词，在上海工作一周后，杨先生不得不决定是早点回津还是在学校工作。　　杨先生离开上海之前，邀请我说话，交换了审稿后的看法。他是有名的《大辞典》的总编辑长，是有名的史学教授，但是没有高位的架子，完全平等的态度和你讨论问题。现在回想起来，有种隔了三十八年才沐浴在春风中的感觉。话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隋人、唐人，是隋唐时的人。主要根据人物的生卒年来判断。如果有纵贯隋唐两朝的活动，以主要活动为根据。因此，正史（例如《隋书》、《唐书》、《五代史》）的《本纪》不能疏忽大意。现在的语条作者不够重视《本纪》，即使使用“人名索引”之类的工具书也不回家。胡三省发明的《资治通鉴》、《唐会要》、《唐大诏令集》，还有《唐方镇年表》中也有可以补证的材料，应该重视。　　二、释文应多用辞典体的短文，少用长篇，避免欧化的文式。主语不应该过多句子的位置，以免引起概念的混淆。　　三、生卒年不可考订正者，为了加深包括西历年在内的读者的时代感，要注意在释文中突出事件的年份。　　四、释文要重视层次感。以“加役流”条为例，首先定义“增加劳役年限的流放”。再叙述其形成过程，突出“正”的意思，释文有层次感。　　小杨回到天津后，马上给我写信。这次旅行的最大收获是我们之间“增进了友谊”，相信这会大大促进我们今后的工作。然后我和杨先生开始了10多年的通信。我得到的教训很多。　　《隋唐五代史》的另一位主编是吴枫先生，从学术上的人气来说，杨先生是暂时的选择。吴枫是辽宁兴城人，生于1926年，杨先生11岁。195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5年被选为讲师的时候，才29岁，但当时速度并不慢。之后遭遇了“丁酉之灾”，被右派殴打，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和冷酷无情，一言难尽，几乎可以想象。他个人学术生涯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他的专著《隋唐五代史》。刚成立的那一年，人民社出版了专业书籍无疑是学术的荣耀，因此非难他，招致罗织获得了“青年右派”的桂冠吗。这代价太大，损失太大。批评这本书的很多文章相继出现，应该有的罪名不断出现。回归理性的时代越来越重，被选为副教授的时候，已经52岁了。终于在五年、五十七岁的时候，他被选为正教授。　　吴枫因治隋唐史而得名，回归后成为唐史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他的精力和智慧不再局限于隋唐史的领域。他就任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多次带着这个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出版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当年同类著作中堪称白眉。　　吴枫是个豪爽开朗的人，关系非常好。他强调，从辞典出版社印刷、分发大辞典的作者原稿作为参考的《编纂手册》被称为“我们的宪法”，必须一律遵守。但是，他自己在写稿、审查时也忘记了“宪法”的规则，曾开玩笑对部下说“违宪”。吴枫多次主张，他的小组原稿的作者都是教授，至少是副教授。意思是水平不低，品质可靠。杨先生说：“教授怎么了？如果不认真写的话，连讲师都不如。”。吴枫当时发行了长度和宽度各2厘米的朱文大篆印“吴枫检定”，助手们将作者提交的原稿装订在册子上，制作了封面。杨先生对此说：“他们是图的形式。”。1987年在上海判决时，杨先生发现有原稿。从头到尾，一个字也没改过。又有两本原稿，同一天在名字和日期上签名读了，也就是说，一天审查了200篇原稿。杨志玖和吴枫两位主编的行动审查风格不同。毫无疑问，被编纂所任命为《大辞典》的断代史分卷主编的学者，其专业史的学术水平是业界公认的，但能否编写高品质的专史辞典，需要在主编审查辞条释文的整个过程中考察资料，精炼行文，明确概念，一贯照应关系到一系列的无名细小的工作。杨志玖先生极古贤良方正之风，宽宏大量，有包容力，顾全大局，负责到底，看完三所学校的样品，经得起繁重和劳力，确保《隋唐五代史》卷的质量和及时印刷，真是名副其实的主编。　　1987年10月，杨先生结束了在上海的工作回国，在家继续终审。到1990年上半年为止，我结束了辞书出版社的编辑生涯，调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行前排列了《隋唐五代史》的全卷，终于有了阶段性的结局。我今后也有读学校样品的工作。在出版社方面，我的同事周洁先生和王国勇先生帮了我，我必须感谢他们的辛苦。正如杨先生所期望的那样，我不能在《大辞典》的《隋唐五代史》中“负责到底”，心里很不安。　　但是，我的离开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不想隐瞒。已经三十多年了，一定要认清来龙去脉。已经不可能和不必要了。说来话长，当时以“严治社”自夸，兴高采烈的“文革”整体遗风的逻辑专家在前面犯了一个难题，希望另一个“树碑立传”的乐见钉被拔出，被后者助成，勾结，浇上水收不下。但是，公道自在人心，把私人行动者放在深夜怀里，能不羞愧吗？对我来说，尤其不能忘记依附于义而执拗，做很多计划和决断的辞书社老领导、前副社长兼副总编严庆龙和前副总编王芝芬女士，在他们的帮助下，使我及时从迷惘中走出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魏同贤社长的坚决接受，给了我一个展示自己才智的舞台。喝水想源，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1990年5月，我向古籍社报告了。出发之际匆匆忙忙，几年来都没有与各地的作者来往过的书信。也包括了许多讨论杨先生和“隋唐五代史”审查意见的信。很遗憾，有关《大辞典》编纂的史料和杨先生的见解消失了。辞书社的办公大楼在那之后，多次移动进行修缮，这些信件早已不留于空与地之间。幸运的是，杨先生的信被我保存在家里。杨先生的信上的字迹是一笔一笔有力，从头到尾一点也没有疏忽。现在选择1989年、1990年关键年的三封书信，把文章录下来送给群众。从那里可以看到杨先生一贯的处世之道。第一份尺子如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十月十八日的信我早就收到了。我急着送了两本之后，想一起回信，所以今天迟到了。今天上午看完第13本，送了12、13两本。剩下的第11册《唐前期人物（二）》是张国刚重审的我的终审。但是，我看到上面没有我的铅笔字体，没有签上名字和日期，我很担心，再看看，争取这个月底或下个月上旬看完。另外还有几篇吐鲁番考古的原稿，我会再看一遍重写的。另外，《历史教育》80年前，4期历史辞典的原稿都是我看过的，吴枫同志编完原稿后，都没用过。那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写的东西。例如，胡如雷写隋文帝，卞孝萱写朱温和张全义。因为他们写的稿子已经不少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把那些原稿重新写一遍一起发送。我还想再追加几个，但是我在修改和看书的过程中发现了，所以可以来不及。附表已经收到，可能不及藩镇表如来，也可能不必写，但我也有点兴趣。没有必要把狐狸放上去。如果应用到字典上，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前几天收到了思想史辞典。我觉得我们修改的大部分都要抄写，抄写往往是错误的，必须注意学校的刊物。我修改的原稿也经常写错，请注意修改。　　我不太清楚信的“苦衷”。像你这样认真认真认真的人应该受到重视和重用。慌慌张张　　恭喜恭喜　　编安　　杨志玖89.11.15　　从杨志玖到蒋维　　从这封信来看，1987年杨先生从上海回到津后，也顽强地审查了《大辞典》的原稿。即使编辑委员会的张国刚重审，总编也需要有决审签名。另外，他还说，以前小组的原稿曾刊登在《历史教育》上，这是名家的所作所为，应该使用。通过提交高质量名人的原稿，可以提高辞典的人气，这是战略性的看法。杨先生在信尾说他不理解我所说的“苦衷”，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当然不知道，我在词典公司的招聘期到1989年底结束，已经不能为“隋唐五代史”效力了。　　第二封信如下。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我深感不满，担心历史辞典和出版社。现在的人很难得，居然被排斥了，真叫人吃惊。因为涉及到出版社的内政，所以不应该说多余的话，但是心情无法抑制，只能说一句话。幸运的是，用你的才能，在任何地方都能发挥你的特长，被人欢迎，用不着为此而悲伤，但我失去了理想的合作者，总是在失聪！“藩镇表”需要3周以上的时间，每天3个单元，从昨晚开始赶出去，虽然很难预料，但因此即使明确了复杂的状况，也不会浪费时间。原稿的粘贴处很多，担心丢失和纸折损，复印后发送。为了保存印刷，我希望隋唐史卷负责到底。也是我们多年来合作和友谊的体现。在文化史方面，我校汉语系已经同意编纂，但我不擅长组织工作，也必须做其他业务。隋唐史辞典前后花了10年时间，这项工作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这种情况要向出版社明确，有思想准备，或者擅长其他选择。近况怎么样。　　恭喜恭喜　　春节真好啊。　　杨志玖1990年1月22日　　从杨志玖到蒋维　　尽管发起“不聘”攻势的是一个强大的当权阵营，但杨先生知道不能转换乾坤，但通过自己多年的接触，做出了独立的判断。他的信像晚上的雨一样，没有口信，让我很感动。　　第三封信如下。　　就这么办吧：　　前几天我和唐代藩镇表寄了一封信，也许前后已经收到了。有一件忘记的是，在制作表格的过程中，吴廷翻了一些引证，发现了两种材料，可以确定人物的生卒年，可以补充历史辞典的空白和错误，可以附加另一张纸。去年交了原稿的话，可以在学校增稿。如果充分利用全唐文中的墓碑，我想对确定唐代五代人物的生卒年工作会有帮助。傅璇背的唐五代人物传记索引不是这个图，而是以全唐文的小传为资料，真是拙劣。马绪传的全唐文编目人名索引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前年征集的博士课程李燕捷写的毕业论文《唐代人物平均寿命考试》必须明确这个问题。他现在在看全唐文的时候制作了人物资料的索引卡，将来要制作唐朝人生的毕业表。希望将来完成了介绍出版。这是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我在前一封信中就你的近况发表了一些感想和感慨。我希望你不要灰心沮丧，沮丧起来，迎难而上，奋发有为，是你的素质和毅力，一定有极光明的前途。人生总是要经历坎坷的道路。乐观的态度，必须用百折不挠的勇气来迎接命运的挑战。知识分子的寄托和享受是求知的，书中有天堂的世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恭喜恭喜　　春节快乐　　杨志玖1990.1.24　　从杨志玖到蒋维　　1月22日寄出的信还不到两天就又有这封信，可以看到关心之至。吴廷说了关于利用和收获的2916ut；唐方镇年表，傅璇感慨说，唐人传记资料的索引没有收到神道碑，很遗憾。文末还谈了我的去向，断言“一定有非常光明的前途”，希望你不要灰心。另外，产生了对知识分子的志向，即“追求知识”的议论。真正值得我一生铭记的教训！　　杨先生多次就自己研究原史的原因说：“因为我出生在回族家庭。”。开始于1934年9月进入北京大学史学部，进入大殿的过程。有趣的是，他在1942年27岁的时候，完成了《元代回汉通婚例》的论文。又过了四年，他和端庄贤明的汉族女儿张锦云结婚，渐渐有了很多孩子。他不仅追溯了元代归汉通婚的史实，还证明了异民族在个人行为实践中以结婚形式体现的融合是合理的必然潮流。这件事不禁让我想起了杨先生1942年的回汉通婚案例的论文。文章的初衷是自作古的鼓吹，还是未雨绸缪的暗示。不由得莞尔。　　听说杨先生去世的时候，按照回族的习俗，入浴后用白布包住身体埋葬。我想这一定是他的遗愿。得到了师母和孩子的理解和尊重，很好地完成了，圆满地体现了民族融合渐进全过程的最后一步。　　在传道、授课、解惑方面，杨先生也取得了成功。他的弟子很多，特别优秀的是两位博士研究生，即隋唐五代史的张国刚和蒙元史的李治安。毕业时，通过严格的答辩程序，张国刚出版了《唐代藩镇研究》，李治平出版了《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两书均由杨先生撰写。学术界充分肯定了他们两人的学术成果，被称为南开历史系杨老师门下的双胞胎星座。桃李没有说，下面是自作自受，两个人当然铭记了指导者杨先生对他们进行了无私的栽培。两人都被学术界推举为唐史学会会长和原史学会会长。这是对他们两个人成果的肯定，也是培养他们的领导人杨先生的荣耀。　　1987年，杨先生在上海住定稿子的时候，南方一所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向他介绍了一个消息，说他招募了一个自己的博士生。当时舆论蜂拥而至，疑问也不少。杨先生也有人提议请硕士毕业的女儿西云先生为自己的隋唐史博士。杨先生淡然地拒绝了「我的女儿自己知道。她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如此严于律己的谦德，以及培养学生的秉公和无我，比诸历史上晋国的祁奚“外举不除仇，内举不失父母”更应该怎么评价呢。　　杨先生一生浸润唐史、元史，兼有中西交通史，但没有去过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古刺桐城，也就是今天的泉州港。五代的时候，很多商人和旅行家从海道东登陆，进行商业贸易等活动，留下了异国情调的痕迹。1992年，唐史学会在厦门举行年会，安排赴泉州视察，杨先生急忙参加会议，带着宿愿。但是，从天津到厦门没有直飞航班，需要转运到北京，但在厦门开会的学生李燕捷不能坐飞机，没能和杨先生一起去开会。师母张夫人和女儿西云没有让杨先生一个人去厦门，所以杨先生没有去成泉州。之后他给我写信，说：“请不要说我有多么后悔。”。实际上那个会议是由比杨先生大4岁、81岁的有天先生参加的。但是，何先生是几师母亲陪伴的。我应该这样批评西云，和杨先生一起去，让他实现我的愿望。西云也后悔了，给父亲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从泉州之旅我又想起了在旅途中听到前辈们对杨先生的议论。例如，这两位“湖南人”的高敏和张泽咸的故事。高敏（1926-2014）是湖南桃江人，他小三岁的张泽咸是湖南宁乡人，两个人是同乡，年龄相似，乡下不远，专业相近，趣味相投，共同语言必然多。1989年，张国刚利用洪堡基金的援助，以交换学者的名义去了西德。那时，交换学者的努力很少，前途也不明朗。高敏知道它十分反感，批评张国刚有负杨老师的培养，措辞很锋利。相反作为领导的杨先生却很坦然。也能理解年轻人想去国外看看的心情。当然，对于国刚的去国，他除了惋惜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没有办法。几年后，国刚在海外受到重用，生活也富裕了，但国学的中心还是在国内回国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会不会觉得杨先生的目光像火炬一样折断了呢。正如杨先生所说的“寄托在追求知识分子的快乐和知识上”，发挥了抱负舞台的得失魅力，有时超越了物质利益的追求，张国刚不是一个例子吗。　　杨先生永远平静而不吃惊。张泽咸称赞杨先生“杨志玖非常谦虚”。相比之下，褒贬并不明显。　　原史界有两位杨先生，一位是正文中的“传主”杨志玖先生，正在写字。另一个是杨娜。他们都劝过我戒烟。1987年佩之先生住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订购原稿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去他的房间聊天，研究原稿的问题，收获很丰富。但是，那时我有抽烟的习惯，尤其是和人说话的时候，更是淡巴巴巴的年月，没有宣传烟害的力量，特别是在一个房间里，旁听者被动吸烟的危害更大这样的解说不为人所知。我和杨先生说话的时候这样抽烟。回到天津后，在他给我的信末尾婉转地说。“好像烟抽多了，不应该戒吗？对健康好吗？”那时，我依靠年轻，不在意，不戒烟。另一个小杨的口气完全不一样。他批评我的吸烟嗜好时说：“我看到的年轻人吸烟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身体好的人。”。信就这样停下来，就像宣布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一样，去哪里，请自己选择。现在，两个小杨已经去世了，我也终于在去年（2021年）自己七十四岁的时候，被迫戒烟了。我希望活着的时候不要再做同样的事情。让我们来安慰担心我的两位杨先生的天灵吧。　　杨志玖先生正在工作。　　1990年5月20日，杨先生给我发了一封研究元代吉卜力人问题的信。必须调查伊斯兰全书。南开大学图书馆部分残缺，南京大学图书馆也没有这本书，1987年在上海确定原稿时，在词典出版社的外语资料室发现了这本书，复印了一部分，现在还需要补充。他说“我研究的这个问题很新，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不知道现在中国还有没有吉卜力。外国人百科事典上说有中国，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基于什么资料的。但是，他们从元代开始就不知道吉卜力到中国了，所以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元代开始就知道吉卜力到中国的。”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1941年，杨先生曾在沙土中淘金，从留下强盗的庞大《永乐大典》中收集了元代《经世大典·车站红》的公文史料，考证了马可·波罗到中国的真实记录，一举震撼了国内外学术界。现在是半个世纪后的90年代，杨先生已经75岁了，还在孜孜不倦地扩大战果，寻求新的知识，真正有“春蚕死丝尽”“咬青山不放松”之势！可以说他把一生献给了学术之林。　　1990年下半年，我已经调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10月被派到天津艺术博物馆编拍馆藏敦煌文献。该馆收藏的很多东西周叔我自然地拜访了杨先生，他告诉我，曾经有人拿着敦煌的答案请他鉴别真假，然后听说是为天津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北洋军阀时代，这里有许多政治家、文人、商贾等浪迹，许多珍贵的文物也由此流散到国内外。我在那里拜访了天津历史博物馆，果然也有数十号敦煌的藏品。之后，经过双方馆长和社长的会谈，双方达成一致，1993年率领摄影师完成了拍摄现场的任务。遗憾的是，因为分量还不够一册，所以还没有及时出版，所以这些拍摄电影至今为止都没能变身成千百部，甚至连太阳也没能看到。　　还有一件遗憾的是，张国刚去西德，我请杨先生给我写信，让国刚了解了德国所藏的吐鲁番的文献状况。国刚非常豪爽热情，回答说“不服从命令”。他利用假期自费去了东德，访问了西藏。欧洲局势动荡，前苏联阵营崩溃的势头，使得东德人越来越不安。他们的部门负责人蒂罗（Dr.Thomas Tilo）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出版，保护他们的机构的存续，“保护他们的饭碗”。此后，蒂罗说服了馆长，1991年7月向古籍社的魏同贤社长发出了正式的邀请函，邀请他去德国进一步协商。这是很难走到的一步。很遗憾，时间提前了。上海市出版局认为《俄罗斯西藏敦煌文献》的合作出版才刚刚开始，不应该四面八方出击，于是搁置了下来，背叛了国刚的企划、奔走和费用。保存得很好的德藏吐鲁番的文献至今仍在馆旁的书架上睡觉，不知几年几月哪个世代的中国人有唤醒他们的缘分呢。　　我珍视的杨先生的手不多，这次整理遗嘱深受感动，尤其是读了1991年12月15日他的信，可以看到当时苏东的激变给社会带来的震动。杨先生说：“苏联解体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很遗憾，从中吸取教训，也许能成为我国长治久安的参考。”。杨先生的冷静和智慧可以看出一斑。这次的整理遗嘱是再次看了杨先生和女儿西云共署的明信片，从西云那里打开了地址和名字，写了贺词。杨先生确认后，寄出了签名和日期“杨志玖2001.1.10”。尽管身体虚弱，杨先生仍不忘向旧雨新知致以新年的祝福。他在我的卡片上加了一句“请向晓敏先生问好”。晓敏是张晓敏，当时是本社历史编辑室主任，后来成为世纪出版集团的副总裁，与杨先生有很多联系。据西云先生说，2001年杨先生最后一次发行了卡，但是到了明年，因为病情严重不能握笔了，所以这张母子合璧的卡片是最后一次纪念的手印。这几天，我为了写一篇追思杨先生的文章，反复读了他给我的信和从西云送来的《杨志玖文集》，听着他的声音，仿佛在看着那个人，时光倒流，又回到了30多年前的房间里，坐了好几次，听了他的口才坦率地陈述了内心。。。。。。杨老师，珍惜你的著作，走你的道德，享受你思想的光华，永远想念你——我的佩之老师！　　从杨志玖到蒋维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刘威详情